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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坦厂中学:只为高考而生,复读是“有期徒刑一年”

荒诞“高考镇”:复读是“有期徒刑一年”

文/陈薇 李强

(本文系2013年旧稿)

安徽高考镇,是一个因天时、地利、人和而造就的现实神话。它有些荒诞,却不乏合理;它有些残酷,却无可奈何。

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镇卫生站里贴的是中学班主任的联系电话;卖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脑清新和五个核桃;街上打出的横幅是“××品牌伴学子安心踏实马到成功”;甚至连三轮车上也挂着高考倒计时牌;临近高考,连皮鞋摊都打出了“庆高考大放价”的促销广告……

小镇的灵魂和核心,是一所超过2万人的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及金安中学)。近10年来,毛坦厂中学以其8成以上的本科升学率屡屡创造高考神话。

2013年,毛坦厂中学待毕业的高三共有90个班,其中应届47个,复读43个。共计11222名学生参加高考,这也是该校参加高考人数首次突破万人大关。

“今年我们希望有8000人以上(超过本科线)”,分管教学的毛坦厂中学副校长李振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天是6月4日,他的嗓子因忙碌而变得沙哑。

盛名之下,李振华并不讳言毛坦厂中学的成功,“更多来自于非智力因素”。

图说:6月4日,高三的陶飞(右)和父母在学校外租住的平房内休息。毛坦厂中学高三学生大多由家长陪读租住在校外,多数租住的房间设施简陋。

“有期徒刑,一年”

学校超市里,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机电池和台灯正在集中充电,上面写着主人名字,五角钱一次——原来,为了防止学生娱乐,女生宿舍里连电源插座都没有。刚到金安中学,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来说,毛坦厂的严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别适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学生”——王玲觉得,她原来就读的另一所乡镇高中,晚上9点就下晚自习,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网的“客观”原因。

而在毛坦厂,班主任让她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有期徒刑,一年”。

除了学习,王玲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她的时间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早上6点20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2小时,但班主任要求学生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王玲向妈妈抱怨。

但她没有理由退缩。她是主动要求到金安中学复读的。金安中学是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共同出资成立的私立中学,接纳复读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资源共享,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所学校。

2012年高考,安徽省文科三本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12分,她只考了448分。这个分数很不凑巧,去年的收费标准是文科低于450分的,4万8千块一年。如果因为学生自己承受不了压力而退学,开学2周后便不再退还。

一进教室,王玲便被各种口号和标语包围。前后门贴着,“进班即静、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贴着“天道酬勤”,两边还是标语:“树自信、誓拼搏、升大学,回报父母;抢时间、抓基础、勤演练,定有收获”。

老师戴着扩音器上课,151名学生挤满教室,“笔掉了都不能弯下腰捡”。逢考试时,学生便自觉拿出一块白板立起隔开。因为人太多,他们没有举办过运动会。当然,音乐、体育课已在高三课表上绝迹。

王玲皮肤白净,眉眼细长。她并不算瘦,但很快发现,她的臀部和大腿明显胖了——坐在桌前不运动的结果。班上还有女生便秘,因为吃完饭后立刻趴桌休息,胃似乎不能消化。班主任见怪不怪,说这些都是复读症状。

高二理科男生李勤,每天的课程作业大致包括:2套数学试卷、4篇英语阅读、1张物理试卷、1张化学试卷和其他生物作业等等。作业实在太多,以至于政治、历史、地理等老师上课,会主动在20分钟左右结束,余下的时间就让他们做卷子。

22点50分下晚自习回到家后,李勤还要继续学习到凌晨12点半至1点才能上床睡觉。“在我们同学里,能在12点以前睡觉的几乎没有”,他说。曾有一位班主任甚至对家长们说,如果孩子跟你说作业做完了,可以出去玩了,你不要相信。因为,“我们布置的作业几乎做不完”。

而毛坦厂也没什么玩的地方。最后一家公开营业的网吧,被学校与派出所设在门口的视频监控逼得关了门。全校160多个教室、毛坦厂镇的重要路口、校园几大出入口,都由学校安装了视频监控。一些台球厅私下经营,还有浴池包夜,仅此而已。

周考、月考、联考,王玲始终处于考试的紧张之中。每次月考后,学校根据学生成绩模拟发榜,一本二本三本,将所有学生归在对应的榜单下。

为了激励学生,很多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两横一竖,干!”老师们相信,高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依靠训练和重复便可以对付过去。不需要学生有多大的主动性,只要跟着老师走,遵守纪律、跟上进度,高考成绩必然会提高。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999年高考,毛坦厂中学达到本科分数线的学生还只有98人,2005年一举突破千人,随后每年以近千人的增幅,直到2012年高考,7626人达到本科线,占到了参考人数的80%以上。

而复读生的成绩往往比应届生更好。一年题海后,人均可提高100分左右。

倒计时牌挂在教室黑板旁,王玲的课桌上也贴着一张高考倒计时表。每过一天,她就用钢笔画去一天,浓到整个方格都被涂满黑色。

“高考镇”神话

自我鞭策

“如果今年再考不好,我可怎么办?我多大了?不能再复读了。”一天傍晚,高三复读女生李佳佳哭了。妈妈在一旁,第一次意识到女儿的绝望。

这是每个复读生最深切的惶恐。因为太过沉重,亲人之间很少提起。

复读生们在自己的课桌上表达这一切。有学生写上2012年高考分数,总分用红字划出圆圈。有人贴了一封检讨书。有人只写一个字,“拼!!!”还有一句话是:“这是你必须偿还的债”。

“常忆高考落榜时,匹夫当有凌云志”,这是挂在一间复读班教室里的口号——学校并不介意以自揭伤疤的残酷方式,以失败者姿态制造焦虑、激发斗志。

事实上,毛坦厂中学起初也是“失败者”。

在毛坦厂崛起之前,它只是六安市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乡镇高中。六安最好的高中,是位于市区的六安一中、六安二中。市区高中层层“掐尖”后挑剩下的,才会进入中考统招线相差50分左右的毛坦厂、张店、双河、三十铺等普通高中。

“我们的生源是二三流的”,毛坦厂中学老师常说这句话。因为生源不好,毛坦厂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的学生并不多。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一位学生考进北大。

如今,尽管毛坦厂距离合肥只有4个小时车程,学校已有了400米塑胶跑道,尽管教师制服已是中国名牌,但这所中学仍然认为自己是“深山里的农村学校”。起跑线的劣势地位、高中教育的城乡差别,久而久之深藏为危机感与耻辱感,进而内化为自我鞭策的动力。

校园里,被印在落地灯箱上、被刻入石碑里随处可见的一句话是“不比智力比努力,不看起步看进步”。不甘于人后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了鸡血似地”比拼努力和进步。

学生退步名次,会以“触目惊心、警钟长鸣”的大标题做成警示榜;进步榜则是“乘胜追击”。学生之间有“人盯人”策略,学生可以选择一个实力相当的同学作为竞争对象,在班主任那儿备案,下次月考要比对方进步更多。输的一方,惩罚是站着早读。

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年根据成绩考核,末位淘汰;班主任和教师双向选择,如果对课任教师不满意,班主任可以炒掉课任教师。由此组成的教师团队,对班级成绩负全面责任。

一切奉分数为圭臬,实行指标化管理。倘若高考后的一本人数少于进班时人数,则每少一位学生扣掉0.3分;班级一本上线每人3000元、二本每人2000元,再以人数权重奖励给教师团队;等等。

有的老师,最多一次性奖励5万多,接近一年的平均年收入。

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刺激之下,全校100多位男性班主任各显神通,想着法儿提高学生卷面上的那个红色数字。

曾有一位年轻老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来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接受了大学教育、开拓了眼界的他认为教育最应该培育的是学生的公民素养。于是,他偷偷摸摸地多做了一点。比如,在班会课上,为学生们朗读《萤窗小语》。他甚至认为,高中生已经情感成熟到可以谈恋爱,于是又在班级发动关于友情、爱情的讨论。

如今10年过去,今年春节,一位当年的学生向他拜年,对他说“谢谢”。

不过,他没有告诉学生的是,那些尝试让班级成绩下降,他差一点被末位淘汰。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教育新实验。

做老师最痛苦的是,你明知道是错的还是不得不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对记者说。老师们私下也会讨论,是不是真的需要占据学生这么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如此严苛?

结论是,只要高考存在,应试教育便没有废止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仍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学生们同样明白。这让李佳佳非常矛盾。她一边觉得自己“压根不适合高考”,却还主动要求到毛坦厂复读;她好几次说“我要回家”,哭着不吃晚饭,但最后还是会乖乖上学去。

扩招的春天

毛坦厂中学出身不凡。1939年抗战时,省城部分学校迁至大山中组成安徽省第三临时中学,1949年后改为公立,1960年创办高中部,直至现在的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1992年,男生彭传勇进入毛坦厂中学读高一。

那时,毛中只有一个小操场、四排平房、门口两家小店。高一4个班,每班60人左右。因为人数少,一个年级的同学全能认识。学生们从家里自带大米换饭票,从水井打水吃,公共厕所还在宿舍外。

学业并不繁重。下午5点下课,不用上晚自习。彭传勇喜欢打篮球,如果遇上球赛,他可以到老师家里蹭着看。一个学期里,考试只有两次,期中和期末。彭传勇拿回成绩单,他的农民父亲甚至从不过问,“无所谓,上不上大学都可以”。

事实上,高中并不是那个年代的最热门选择。在六安市,六安师范、六安农校、六安卫生职业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等中专因为可以转户口、进城市、当“干部”,就业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老百姓都争着抢着送孩子上。初三复读、只为考中专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有数据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显著。

然而,等到2000年,彭传勇从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回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时,状况已大不相同。高一已有9个班,校园里多了一幢行政楼。2001年,10个班;2002年则一下子扩展到20个班、1500人左右——原因很简单,前一年底,毛坦厂中学创省级示范高中成功。

1999年起,中国高校保持两位数比率的大规模扩招,尤其是二三本院校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张,更让毛中如鱼得水。

因为生源不好,二本院校一直是毛中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以2012年为例,达本科线的7626人中,二本最多,为3641人;其次是一本和三本,分别为2474人和1503人。于是,有家长将毛坦厂中学戏称为“二本批发部”。

而二本又是复读学生和家长们最现实的目标。金安中学曾做过统计,前来复读的学生高考成绩呈橄榄型排列,高分低分都少,多集中在三本线下50分左右。复读一年,人均提高100分,至少“保证三本、冲击二本”。

此时,高职、高专等文凭在社会上风光不再,本科成为家长们的最低选择。

2004年,安徽省教育厅规定省级示范高中严禁举办高考补习班;2005年,经六安市教育局批准、报省教育厅备案,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招收复读生和借读生。

名正言顺之后,来自合肥、淮南、阜北等地的复读生向金安中学渐渐集中。其中,合肥生源占据了五分之一以上,不乏省市领导的子女——安徽省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毛坦厂这样管理严格、环境封闭、擅长应试的复读高中了。家长们将毛坦厂看成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一次的回炉机会。他们中间流传着另外一句话:“如果在毛坦厂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

2013年,安徽全省约有10.5万复读生参加高考,以此计算,每17人中就有约1人出自毛坦厂。

复读模式的成功还让学校的应届生源质量得以提高。最近3年,毛中的中考统招线每年提高5到10分,与老牌六安二中的差距缩小,并将其他乡镇高中远远甩在后面。

毛坦厂小学也因此拥挤起来,一个班七八十学生是常态——有的陪读家长,直接将更小的孩子带到毛小上学。当地一位政府公务员深刻感受到学校扩张与衰落间的差异。他曾去毛坦厂附近东河口镇某村小,迎面看见4个孩子结伴放学,陪同的校长说,“这就是我们学校一半的学生了”。

毛坦厂中学的扩张实在太迅猛了。始料未及的老师们偶尔也开玩笑,动用学校一小部分资金、空运一半学生,就足够在钓鱼岛上建个毛坦厂分校宣示主权了。

如今,金安中学已建起了5层楼的补习中心,新的体育馆、游泳馆、洗浴中心也都在动工建设。“我们基本不贷款”,金安中学刘立贵校长底气很足。在他看来,金安中学吸引复读生的能力和热潮,至少在10年内不会改变。

妈妈们的选择

直到来到小镇,王玲的妈妈才知道,毛坦厂没有“毛毯厂”。毛坦厂音从“茅滩场”而来,位于六安南部山区,曾是空旷平川,茅草丛生,是官员放马的场所。

她从淮南转车六安,再到毛坦厂。从六安市区,早6点至晚上5点半,开往毛坦厂的中巴每20分钟发车;从合肥南站、旅游车站,每天共有五趟专线直达小镇。

2013年春节后,王玲终于开了口,让妈妈过来陪读。理由是,别的同学都陪读。妈妈一口答应:“万一考不上,以后会不会说是我不陪读的错?”

接着,她以100元一天的价格包下了私人所开快捷酒店的一间房。那些金安中学东门对面的房间,隔断成8平方米左右,带独立卫生间和热水器,每学期8000块钱还抢不上。

房东的租房公告还会特意写明:“学生休息时间内,不能洗碗、洗衣服。”

这天中午,她刚叠好女儿的衣服,又拿起毛线织棉鞋套。蒸好的饭在电饭锅里热着,就等着女儿在半小时里匆忙回来吃一口。

“这里什么都贵”,她有些抱怨。没有1块钱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块钱一斤;猪肉12块,而她家只要8块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几乎无事可做。学会了做棉鞋,偶尔打牌。白天,小镇静悄悄的,在学生放学的两个时段短暂沸腾重又安静;傍晚,蜗居的陪读妈妈们三五成群,遛弯闲逛、跳广场舞,成为独特一景。

李佳佳也在外租房居住,奶奶陪读,妈妈每周探望。临近高考,李佳佳的情绪仍然很不稳定。为了一点洗澡水抽不上、做菜口味偏淡的小事,她也要无端挑剔一下,发发脾气。妈妈不做声,只当这是宣泄压力。

何况这并不少见。她就曾听见其他学生跟妈妈嚷嚷:“饭烧不好,会影响我周考成绩的!”

很难说清在巨大压力下朝夕相对的母女,关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年时间,对于妈妈们来说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们甘愿承受。

在社会摸爬滚打几十年,每位妈妈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心酸故事。比如,一位家境富裕的合肥妈妈,曾在1999年拒绝朋友共同开发房地产的邀请,原因竟是,她压根不知道还有银行贷款这一说。

还有外出打工的,因为不识字,只能在工厂烧锅炉,工作12年后工资还没突破2000块,“没有知识,做的就是吃苦的活”。

“不说别的,现在考个公务员、好一点的单位,不是至少都要有个本科文凭吗?”李佳佳的妈妈并不赞同毛坦厂的应试教育方法,却不得不鼓励女儿完成复读——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输不起。

这位有大学学历、如今已是省人大代表的工程师如此反省:“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共同造就了这个巨型高中。可以说,一加一的恶果是大于二的。”

2013年6月,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厂镇的高考气息一天天浓厚起来。街边小贩一边卖葱,一边卖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摊子都适时出现。

在毛坦厂中学那棵百年枫杨树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墙面上的红绸、锦缎已褪了颜色,覆盖着崭新的锦旗“我求神树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树旁,香烛摊一路绵延至中学门口。王玲妈妈本来想拜拜,最后还是觉得难为情,走掉了。

王玲也想放孔明灯。不料班主任劝说:“还是别放了吧!放得上去还好,万一放不上去,被电线杆子挂住了,岂不是成了‘线下’?”

黄色的孔明灯也是忌讳,表示“黄了”。

2013年6月5日高考送考节,在礼花与奏乐伴随下,70辆大巴缓缓开出校门,将王玲和李佳佳送往六安市区。今年同样讲究,前三辆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过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这个高考小镇,自始至终充满着无数个关于高考的暗喻。

这天下午,王玲妈妈在宾馆里收拾包裹准备离开,远远听见街道上传来的鞭炮声,忽然停下动作,起身叹了一口气:“唉,我也终于要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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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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