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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需要控制的不是孩子, 而是自己那颗放不下的心

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可能是浪费时间,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儿童茁壮成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是爱和安全感,而不是控制和着重于教化的狭隘抚育方式。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

作者:伊莎贝尔•贝里克,本文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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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似乎正面临困境。我们沉迷于“家长”这份工作,试图塑造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快乐、顶着高分和成就的光环、准备好迎接未来——尽管他们的未来是我们无从知晓的。

与此同时,混乱、可怕的外部世界潜伏在四周,我们无法控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担忧,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如今一名中产阶级子弟的童年一直持续到上大学,甚至更久。

现代家长事无巨细的管理与不可知的外部世界极不匹配。为了平息这种危机,父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往往意味着容易焦虑的中产阶级母亲)积极地从那些讲述如何修复家庭生活、为孩子设计更成功未来的书籍中吸取建议。

一、“铲雪机式家长”可能会毁掉孩子的未来

《虎妈战歌》(Amy Chua’s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2011年)从这些紧随亲子教育思潮的手册中脱颖而出。这部回忆录的作者是一名美籍华裔母亲,她培养出了两个成就非凡的女儿,书中详述了一套传统的亚洲生活计划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关键原则包括:非常严格、强制音乐训练、不允许擅自参加戏剧、体育活动或在外留宿。一夜间,“虎妈”成为了把管孩子变成一份重要管理事业的女性的代名词。

然而,《园丁与木匠:用新的儿童发展科学来讲述亲子关系》、《美国童年终结:从不干涉到管制的亲子教育史》这两本新书表明:

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在孩子进入大学后仍然在他们头顶徘徊不去的“直升机”式的父母——可能是浪费时间。这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

所有父母或者想要成为父母的人都应该阅读艾莉森•戈普尼克所著的《园丁与木匠》。任何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父母祸害了的成年人,或许也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些许慰藉。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管孩子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是戈普尼克惊人的初步论断之一。她主张不要“管孩子”,而是用一种灵活得多的方式做父母,核心是照顾孩子:“爱没有目标、标准和蓝图,但是爱有目的。爱的目的不是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他们提供他们蓬勃发展所需的条件。”

父母的角色在本质上是抚育,而不是塑造或者构建:父母是“园丁”,而不是“木匠”。戈普尼克接下来表明, 努力让孩子有出息的做法既无用又耗时、还可能造成伤害。

戈普尼克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管理着该校一间认知科学实验室。

罕见的是,她的书虽然的确很学术,但并不难懂,并且依托于她作母亲和祖母的经历。尤其是她蹒跚学步的孙子奥吉(Augie)在书中频频出现。戈普尼克写道,“当了奶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过去寥寥无几。”

当然,直到越来越多的女人参与到科学研究中以后,“我们才知道采集和狩猎同样重要,育儿的复杂性像竞争和欺骗的策略一样有意思。”这些论述令人欣慰,对“女人的工作”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它是人类持续成功的最核心要素。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父母的天职不是决定子女生活的面貌。

相反,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天职是提供保护下一代成长的空间,孩子可以在其中发展出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是好是坏。这是演化生物学以及……儿童发展实证研究描绘的画面。

戈普尼克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她如何引导读者了解, 儿童茁壮成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是爱和安全感,而不是控制和着重于教化的狭隘抚育方式。

或许,目标导向型父母最难接受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让孩子自己去犯错。“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是因为你做过不那么好的决定、然后纠正了这些决定。”

二、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世界没什么帮助

尽管我们之前或许听过这话,但戈普尼克依据科学做出的论断是对目前主流氛围——指导和辅导子女(往往以巨大代价)避免失败的纠正。

但是,如果父母明知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应该比如说学一种乐器(尽管学艺过程对所有相关人等往往都很辛苦,但是有一天肯定会为他们带来快乐),该怎么做?戈普尼克没有说明这点。

毕竟,孩子总是通过一遍遍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来学习。音乐和运动都是以这种方式学习,众所周知,熟能生巧。

然而,她的确指出了一点:西方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往往不是特别适合孩子的大脑接受。“一刀切”的模式无法适用于所有人。

大人期望孩子在课堂里通过老师的教授来学东西,这种学习往往是被动的体验,要求全神贯注于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基于课堂的体系,但是戈普尼克鼓励我们退出这种体系。“(孩子们)天生会模仿和练习对周围的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活动。在学校里,无论有意还是无心的,这都意味着集中注意力、考试和分数。”

数年后,课堂体系的结果出现在戈普尼克的实验室——那些最成功的高分学生进入一所知名的大学,愤怒又意外地发现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成为“学徒”科学家和学者。 “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有关世界的新真相和新的成功方式没多少帮助。”

戈普尼克阐述了一件困扰我们中许多人整个成年生涯的事情(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相信,成功源自好的考试成绩。我擅长考试,这件事在事业方面对我有利。

然而,在办公室之外,那些作为人类原本应该具备的实用技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却让我觉得困难重重。看起来似乎我没有进行足够多的“探索”式或模仿式学习——当然也没怎么冒险。戈普尼克表示,我们需要避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犯下同样错误。

三、事无巨细地管孩子,会殃及他思想的活力与独立性

戈普尼克的话题主要涵盖儿童个体及其发展,而另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历史学家葆拉•法斯(Paula Fass)则写了一本与她的书互补并发人深省的著作。

该书涵盖了社会方面的图景——囊括了自美国革命以来的童年、以及一代代儿童如何被抚养长大的全面历史。

她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儿童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被养大的。

“戏院、歌剧和日常新闻已知晓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历史学家眼下才刚刚知晓。正如我们刚开始明白,代际关系对于塑造我们的民族和社会有多么重要。我们的个人历史发生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小舞台上,然而这些都与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世界深深缠绕在了一起。”

在这个背景下,该书充满悲观色彩的标题《美国童年的终结》指向了法斯的结论,即事无巨细地管孩子的现代美国父母,是在抛弃美国的一项长期传统——思想和行为独立,而正是这个长期传统让新世界(the New World,指美洲大陆——译者注)的儿童与欧洲儿童不同。

“合众国早期的美国儿童很早就学着独立。他们既没有被纵容,也没有被娇惯。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有一定发言权,在情况允许的时候也有自由时间去玩耍。不过,这些儿童也被视为‘小公民’——有能力也有潜力的人。”

在早期美国,儿童——即使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在家里或田间干活,在更发达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回事。在这些欧洲国家,富裕家庭里有仆人,儿童被视为需要保护。此外,许多年轻的美国人需要具备开创精神——他们很早就要自己谋生。

法斯表示,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对儿童的期望“更灵活”一些。正如她所证明的,这种灵活性催生了思想的活力和独立性,而这种活力和独立性为美国初生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强烈反对长子继承和限嗣继承,正是英国物权法的这两点将土地置于永久的、极不民主的家庭传承模式之下”。

到1800年,在美国,女儿有了与儿子同等的继承权。(与此同时,在英国,贵族中仍存在长子继承现象——不过英国于2013年废除了王室的长子继承制。)

随着19世纪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社会再次发生了改变。法斯则娴熟地跟踪研究了这一局面导致的种种紧张关系和变动。这些移民认为,他们“横穿大洋是为了生存和争取成功,却未必是为了改变”。

然而,他们的子女在家庭以外接触了美国的自由,也往往成为家族成员中唯一会说英语的——这让他们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父亲们往往会感觉到,他们作为传统父权制欧洲家庭一家之主的权威面临威胁。

二战以后,欧洲养育子女的方式变得更像美国——整个欧洲的中产阶级都不那么强调家庭中的等级关系了。冷战后民主的扩散以及西方青年文化的崛起加速了这一转变。

不过,法斯认为,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切断了美国家庭与其自由派先锋传统的联系。欧洲也在同样发生这一变化,因为这一变化是对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反应。

法斯暗示,21世纪“真正让人担忧的问题也许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中,如何能维持对独立的执著”。关系前所未有地重大。导致的结果就是,现代父母不那么愿意让子女独立了。父母正在给予孩子的(甚至是较大的孩子),“只是传统成功秘方的一半…… 他们正在给予孩子他们心目中的自治,却没有给孩子真正的责任感”。

四、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

我们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国际地缘政治前景动荡不安,而且正如法斯指出的,“包括在(文化潮流中的)自传时常暴露各种虐待子女的父母和艰难的童年,越来越多育儿建议是为了回应担忧和焦虑”。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应该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子女免遭残酷的21世纪世界的伤害。

《美国童年的终结》是对这一前景的纠正。通过将我们与过去重新联系起来,法斯向我们再次确认一条普遍适用的真理:父母始终是疼爱和担忧子女的。而且,正如戈普尼克指出的:“做父母(相对于‘管孩子’而言),而担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法斯和戈普尼克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神经科学和历史都告诉我们,多一点现实的探索、少一点父母的娇惯会让子女受益。

也许多数儿童不可能下地干活,但他们也许可以在少年时代打份工,或者让他们自己搞定考试复习——这考验他们的勤奋,如果他们不及格,则考验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正如戈普尼克所警告的:“按照我们自身形象、或我们目前的理想形象塑造(子女),实际上也许会让他们无法适应未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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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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