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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教育资源差距:部分教师晚自习津贴仅5角

 

中国新闻周刊201207期封面 中国新闻周刊201207期封面

大寺中学初一96班的鲁学毅在上语文课。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大寺中学初一96班的鲁学毅在上语文课。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云南临沧市凤庆县大寺乡大寺中学的一堂语文课上,肖璇示意学生们坐好。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云南临沧市凤庆县大寺乡大寺中学的一堂语文课上,肖璇示意学生们坐好。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大寺中学初一96班的陈涛在早自习上背诵李清照的《如梦令》。 大寺中学初一96班的陈涛在早自习上背诵李清照的《如梦令》。

鞗鞗教育均贫富

 

  毋庸质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格外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差距,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格外巨大,也因为,这一差距带来的一系列公平、道义以及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注意。

  作为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社会各阶层流转变动的渠道,教育之功用,举世认同。正如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水桶的容量;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必将在长远的未来,影响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进而决定中国的前进动力和未来的命运。

  今天,我们少建一所学校,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多建一所监狱;今天,我们缺少几位好教师,明天,我们就需要多几个警察。长期以来,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欠账”,或许正在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埋下苦果。

  值得庆幸的是,从1980年代的讲师团项目到今天本刊报道的“中国教育行动”和“常青义教”等等,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平衡城乡教育差别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这意味着,1993年首次提出的“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的承诺,在经历了漫长的19年后,终于有望在2012年得以兑现。下一步,如何分配好这4%的教育财政预算,应当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20世纪初叶,内忧外患的中国,我们的先哲高举起“教育救国”的大旗。10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肩荷着“教育兴国”的旗帜,步着先哲的足迹,努力前行。前方,路,漫长;道,艰辛。

  城与乡:教育的两极

  城乡教育差距,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它也代表着,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而这一连串反应,则可能在一系列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本刊记者/陈薇 庞清辉

  城乡教育差距。

  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官方文件中找到端倪。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0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达到5836.99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

  它还可以在网络语言中被窥见大概。一篇流传极广的网文这样写道:“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文章标题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个命题可能决定着全国1亿2千多万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它往往意味着少油寡盐的饭菜,没有操场的校园和不那么耐心的老师,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忍受,那么,它所代表的更少的大学入场券、更多的二代农民工,则可能在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后,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复杂与不安。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

  时间回到1999年。对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中心校校长郑化民来说,那是一分钱也要掰开来用的年代。

  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不过300万元。

  有一次,郑化民争取到了2万5千元钱拨款,给罗村中心小学布置了一个仪器室之后,所剩不多。在中心小学管辖内,还有26个村小嗷嗷待哺。他决定 为其中一些添置课桌椅。这过程异常慎重:他去和意向村小的村干部们协商,“我们出5套课桌椅的钱,那你们是不是也配上5套呢?”

  那个时候,县、乡、镇和村共同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负有责任。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 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 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不过,乡、村两级的经费少得可怜,郑化民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时常敲开县市两级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的大门,“让上面对贫穷状况了解得更充分一 些”。校长们摸清了不同领导的脾气——有的领导见不得老奶奶哭,有的领导则会对困窘自卑的农民兄弟心生恻隐——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好在年终工 作总结的第一条写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助,大力改善教学条件”。

  2000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仅为17.71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为448.20元。相差达到25倍之多。另一个数字是,从1986年至2000年,失学小学生累计达3791.5万人。

  有学者认为,上述条例明显倾斜城市而歧视农村,将“义务”转嫁给了农村社会和农民,最终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和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的袁桂林教授说,在辽宁,有学校每天只给老师发两根粉笔,印卷子要向学生收钱。他至今记得,一所学校冬天 没钱买煤,冷得像冰窖,等到太阳照进教室的十点钟,老师穿着皮夹克就开始上课;孩子们冻得不停跺脚,到下午两点,没有太阳了,便立刻放学。

  直到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对学校来说,这才是解决了温饱问题。”郑化民说。

  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教育经费以更大的比例逐年增长。省际之间的各项相对差距,减小多于扩大。总体而言,城乡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教学硬件设施等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善。

  云南省临沧市临沧一中校长高家余对此感受强烈。1985年,他毕业后在临沧市凤庆县营盘小学当上了老师,只能在教室后面用竹子搭出一张床铺睡觉。2007年,他成为凤庆县教育局长,每年经手的校舍改造资金达5000万左右。

  然而,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提高幅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绝对差距却持续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经 费统计年度公报,2005年,山西省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达到1256.66元,而上海市的这一数字则增至7940.77元;至2010年,这一数据在山 西达到4049.34元时,上海却已达16143.85元。

  “我们是在土路上用拖拉机跑,人家是在高速路上开轿车。还要缩小差距?这怎么可能?”说到这里,高家余提高了音量,手指在办公桌上叩出了声。

  “只有锅巴没有饭”的农村教师

  5角钱可以做什么?

  在北京,它能买一个包子。

  在云南凤庆县农村,它是一位初中教师上一个半小时晚自习的津贴。

  在凤庆,晚自习津贴依次递减:县高中15元,县初中10元,农村小学初中一般5元钱以下,有的甚至分文不发。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这是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规定。25年前,高家余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00多块钱,比政府公务员高20多块,心里颇为平衡。

  而如今,凤庆县老师工资月均只有2000元左右,低于当地公务员和外出务工人员,以至于当地形容教师的生活是“只有锅巴没有饭”,还流传着一句笑话,“春节过年回去了,别跟老师打麻将”。

  做县教育局长时,高家余收到很多领导们的“小条”,请求将某某教师上调。他不得不办。结果,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县城及公路沿线。县城所在地的中心 学校,最多的师生比例达到1比5,即一位教师负责5名学生,“差不多是带研究生的水准了”。在乡镇可能达到1比10,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编制严重不足。

  “很多教育资源说要平均分配,但实际上,到县里是分配不下去的。”高家余说。

  面对这种状况,他无可奈何。虽然是教育局长,他被安排并考核的工作包括招商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入、争取项目资金,却没有关于教育教学管理的硬性指标。

  最后,像抽水机一样,农村学校有工作能力、有背景的教师几乎全被抽空。

  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微博)教授王鹏炜、司晓宏对省内36万多中小学教师调查后发现,城市初中教师本科率为73.81%,而农村初中教师本科率仅为42.19%,两者相差达31个百分点之多。城乡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等,都存在较大鸿沟。

  在重庆市酉阳县阳光小学,教师们之间不能实现大循环,也就是说,部分老师只能教一至三年级,另外部分教四至六年级。因经费不足,学校限制培训名额,食宿津贴每天120元,还要教师们自己掏钱,于是,有的老师10多年也出去不了一次。

  教师的低收入、低学历和低比例,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教育质量的下滑。

  向敏将传统课堂形容为,“死气沉沉的教学,教出了死气沉沉的学生”。前些年,学校担心学生安全事故,不敢组织春游、不敢野炊,就连校园运动会也 不敢开。而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大多自卑、害羞而不敢表达,“从这一点上看,除非发生奇迹,城乡孩子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她甚至曾在一所分校上交的报名单据上,发现了一个意外的错别字——“收费”,竟被分校语文老师写成了“收废”。

  在山西石楼,有的小学请不到三年级英语老师,只能由语文老师每天用复读机放磁带教学。一堂实验课,“深浅颜色的衣服吸热不同”,老师完全按照教材将实验口头讲解了一遍,连讲台都没有下。

  欣喜于学校已解决温饱问题的郑化民,陷入更大的震撼。他发现,先富起来的城市学校,已经在校园管理和教学方法上领先一大截。

  在太原,他旁听了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的公开课。课堂前五分钟,学生自习后提出问题,魏老师将学生按前后座位分成4至6人一组,讨论交流。这种被称为“学导式”的教学法,要求学生独立活动的时间一定要多于教师引导、讲授、示范的时间。

  这种理念是颠覆性的——在大多数农村中小学课堂,老师能讲清楚、学生能听进去,已然不易,还敢组织讨论?老师没有能够驾驭这种课堂的自信。

  中国教育行动:不必等待炬火

  肖璇说,她现在最喜欢鲁迅的两句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

  本刊记者/庞清辉(文) 甄宏戈(摄影)

  (发自云南临沧)

  肖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被一张遮住的海报改变。

  2010年7月,肖璇已完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正为即将的去向烦恼。她不是没有工作意向,新加坡教育部、上海一家外国电影公司,还有湖北老家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都在她的备选列表上,但她却无法下定决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总是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快离开校园的一个晚上,肖璇在宿舍楼下瞥见一张被遮起来的海报,只露出一个照片的角,是一个笑得很淳朴的农村小学生。

  这是一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组织的招募海报。海报上写道:在中国贫困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孩子们无法接受优质教育。在中国主要城市,超过70%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然而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这个数字仅为5%。

  这些话击中了肖璇。

  肖璇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的公益组织,当时已在中国悄悄成立了一年多。

  从美国学来的“行动”

  2008年时,中国教育行动的名字还叫“美丽中国”。

  发起人之一Andrea Pasinetti,是个80后美籍意大利裔。2007年,20出头的他还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申请到清华大学的IUP中文中心进修汉语。美国的老师给他取中文名潘勋卓,朋友们则习惯亲热地称呼他“小潘”。

  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小潘偶然地看到了一篇讲述中国农村发展的文章,庞大的人口,庞大地域,如何用统一的政策使如此广大的地区得到发展,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新农村运动。到清华读书后,这成了他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为了深入调查,他邀请自己的中文语伴胡婷婷一起到农村去“看看”。婷婷当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是小潘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结识的。

  他们最开始只计划走两三个村子,却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省,并没有想去考察农村小学的两个人,无意中走进了很多乡村小学。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状况,无论在哪儿,大家普遍反映农村师资力量匮乏,好的老师或者招不来,或者招来了也留不住。

  20年前,小潘的大学校友Wendy Koop创建了Teach for America(美国教育行动)组织,旨在弥补美国各地因不均衡的教育资源而带来的教育差距。如今,美国教育行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在各大名校中享有盛名,每年有近14%的哈佛毕业生和超过10%的耶鲁毕业生会申请这一项目,为美国教育平权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

  小潘对美国教育行动非常熟悉。他于是设想: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招募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然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欠缺的乡村小学任教两年,会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呢?

  胡婷婷是第一个支持者。她来自河南一个小城镇,一路披荆斩棘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深知优质教育对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第二个支持者是在清华进修中文的美国人温慧玲,她来自耶鲁大学,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村和环保。他们三人后来成了中国教育行动的创始人和铁三角。

  第一场招募宣讲是在中山大学,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但情况出乎意料,300多名学生将教室挤满,宣讲一结束,立刻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这给予了他们信心。

  2008年,中国教育行动的前身“美丽中国”公益教育组织正式成立,之后,又正式更名Teach for China(TFC),中文名称:中国教育行动。

  2009 年8 月,第一期20 名项目老师前往云南大理州鹤庆县,他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

  2011年,中国教育行动已成为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拥有150余名项目老师,分布在云南和广东汕头30多所中小学,教着超过万余名学生。他们希望到2015年时,能够拥有1000名项目老师,那将惠及15万农村学生。

  在天黑之前抵达梦想

  在中国一些人的心目中,去乡村支教被赋予的含义往往是“吃饱了没事干”。肖璇在做出参与中国教育行动的支教行动之后,接受了太多善意的劝导——这样的学历,这样的成绩,就付诸乡野、去教几个萌童稚子?

  为了解释选择的理由,肖璇跟老师、朋友和家人费尽了口舌。

  樊超群,华东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按照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政策,必须和老家某个中小学签约就业,但樊超群认为,他的家乡不缺优秀教师,希望能去更边远的地方。为了既不违反免费师范生政策的规定,又参与中国教育行动,樊超群费尽周折,愣是劝自己的高中母校同意签约,允许他先去支教两年,再回来“服役”十年。

  樊超群的父母也持反对意见,他们从没到过云南,觉得是“化外之地”,到处充满危险。父母的担忧,同样发生在美国项目成员身上。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Mary Kohlmann告知父母将到中国某个山村学校教书的决定后,最初得到的反馈也是“不同意”,她家里没人到过中国,对在这里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他们甚至问她,生病了怎么办?

  事实上,有不少通过审核的人,最后都是因为无法抗拒家人的反对而放弃。这些反对,有的是因为不确定要将人生轨迹中断两年,对未来的影响会多大;还有的是因为不愿意让儿女到如此艰苦的地方去。

  但Mary说,事实上,这些提问和质疑都很有益——当你正头脑发热地觉得“那一定很好”的时候,需要有人来用这些实际问题让你清醒。

  他们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

  肖璇经常穿红毛衣,戴绿围巾,梳着小丸子发型,却戴着柯南式的大眼镜。孩子们很快和她熟稔起来。早上,她带着学生晨练,看男生打球,教女生跳操。上课时,她带学生读《山海经》,“希望他们心里有个可以敬畏的东西”,下课一起跳皮筋、下棋、布置教室,把彩笔画到对方手上脸上。

  只要在教室,学生多半会把肖璇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翻她的备课教案,看她给作业写评语,拿起肖璇的笔凑到鼻子上闻一闻再放回原位;中午到了,一起勾肩搭背去吃饭,拼命往对方碗里夹菜。

  小学的孩子们经常缠着另外两位美国来的项目老师问:老师,你周末要回美国家里去玩,周一再来教我们吗?这让项目老师们有些心酸:他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

  于是,肖璇在教室挂满明信片,有北京胡同、鼓浪屿、青藏高原,还有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明信片周围,贴上了肖璇给学生拍的照片,照片中,孩子们手拿着写有自己梦想的卡片,“我想当火车司机”“我想去北极”“我想去贵州”…………

  事实上,让孩子认识外面的世界,是大多TFC老师最初要做的事情。2010年项目老师Emily Cole甚至动员自己世界各地的朋友给她所教的孩子们写明信片。那个学期末,Emily的学生们都学会了用英文写简单的自我介绍,在最后一节课上,他们亲手制作明信片,然后发往世界各地,明信片上画满了小学、水牛、山脉、甘蔗田……

  这些“外交明信片”成了小镇的一件大事。当第一张来自瑞士的明信片到达临沧市云县幸福镇邮局时,工作人员惊喜地宣布,这是上百年来他们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

  因为有美国项目老师,大部分项目学校都添置了英语角。大寺乡中学的英语角就设在食堂的屋顶上,墙上贴着一张大白纸,写满了单词。英语角活动时,Marry老师搬来了自己的苹果电脑,没有地方放音箱,就由Hayley老师用手举着,活动内容是观看Marry的家人在美国拍摄的美国家庭生活,父母兄弟姐妹先后亮相,连宠物狗都露面了。Marry甚至买了吉他,准备自学吉他,学会后教学生排练音乐剧,她想让大山的孩子能够用英语来唱歌,来自己编排舞蹈。

  一次有关家乡的调查

  在另外一所项目学校,鹤庆县松桂镇鹤庆二中,项目老师郝琳硕、李莹和美国人Colin,为了让孩子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共同探讨家乡发展存在的问题,发起了“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实践活动。活动设计分两个阶段:学生先以小组形式,寻找村子里的问题,并调查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症结;之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一份解决方案。

  正当项目老师们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学生问:“老师,调查怎们做?”郝琳硕才意识到,这里的学习生活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做调查的知识和方法。

  计划迅速做了修改。学生们不懂如何查资料,就从培训他们利用书籍和网络做起;学生不了解村子的历史,就鼓励他们去问老师、村干部和村里的老人;调查遇到了困难,就与学生们分享励志故事,增加他们解决问题的信心。

  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有意识地思考,评选会那天,15组学生依次上台,通过小品、实验、海报,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所调查出的问题涉及垃圾处理、水污染和赌博对生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郝琳硕没想到,一次调查比赛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原来跟老师们说话时只会低着头的学生们,演讲时居然站在千余名师生面前侃侃而谈;原来只会死记硬背,现在懂得用自己的思考来阐述和解决问题;原来只知道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活动,现在养成了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习惯。

  八年级的一篇调查报告这样写道,“I can,我能。我看到了理想给我的无尽力量,我好像又有了崭新的生命;We can,我们能。相信自己,就能创造奇迹,即使我们只有14岁。14岁的我们无所不能,因为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有青春,有激情,我们敢拼敢闯,失败,又怎样?”

  让郝琳硕印象最深的是,七年级的学生杨华说:“人只要有梦想,就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有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从现在起,我要奋发读书,寻找机会,改变家乡的现状……”

  评选会那天,松桂镇阳光灿烂。郝琳硕说,她从参赛学生们颤抖而洪亮的演讲辞中,听到了希望,更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改变,真的无法估量。

  孩子们哭了,谁都想去北京

  2011年,肖璇从大学同学处得知,中央电视台要举办一个企业家峰会,计划让一所西部小学的孩子为获奖CEO颁奖。肖璇很想为孩子们争取这个机会。

  她早已搜集准备了详实的学校资料,一直在努力申请合适的项目,帮助孩子们改善条件。她曾经获得过几笔捐款,还一直努力募捐为学校修建一个浴室,但她更希望能有机会把孩子带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资料很充足,申请当天,肖璇就得到了肯定的回复:由她的学生到北京为企业家们颁奖。问题也随之而来,名额只有5个,宣布名单时,孩子们都哭了,谁都想去北京。

  10月下旬,肖璇带着一路晕机晕车的5个孩子到了北京。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课本彩图上的天安门,还游览了北大。肖璇事先联系的北大同学极为重视这次特殊的“任务”,准备了六页纸的导游词,背下来,还提前一天进行了演习,“导(游)得极其成功,小朋友们就像疯了一样觉得北大太靠谱了”。

  颁奖典礼上,先播放了哨街学校的小纪录片,之后,主持人芮成钢采访来自哨街学校的5名学生,肖璇坐在下面,完全没听见孩子们说了什么,只是突然间泪流满面。

  几乎所有乡村学校都缺书,特别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好书,四处搜罗书籍是项目老师在课余最努力做的事情。在大寺乡大寺中学,TFC老师樊超群卧室的地上、床上,全是各地快递来的图书。这些书后来成为教室里的图书角,由班级里的学生自行管理。

  除了书,樊超群在网上征集的捐赠还有:篮球,乒乓球,以及一切对山村孩子有帮助的学习和运动用品。这让当地老师很受触动,校长施益位说,“我们在网上发帖都害羞,哪敢跟别人要东西。”

  一次,樊超群在一个女生的周记里看到,她很想买一辆自行车,爸爸也答应给她买,但那天晚上她等到很晚,却发现爸爸两手空空,带着一身汗水回来了。樊超群还记得这个女生是这样写的:“我当时没有责怪爸爸,但是我觉得非常心痛,为什么他要这么累,每天做这么多事情。”

  这个女生的妈妈得过一场重病,住院两个多月,花掉好几万块钱,还欠了不少债,而爸爸打一天短工只能挣六七十块;女生的哥哥在临沧读技校,女孩子负责所有的家务,课余时间还去打工。

  樊超群把这个周记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网友给他汇了款,说要为这个女生买一辆自行车。

  樊超群和另一位老师去县城买了自行车,送到女孩子家。学生告诉他们,下了公共汽车后就离家很近了,结果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泥巴路,其中一段像悬崖一样,要抓着路边的草藤才能行走,女孩子就住在路尽头的一个土坯房里。樊超群告诉他们,这辆自行车是一个朋友看到她学习很努力,奖励给她,请父母也要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高兴,“他们当时笑得很开心,我印象特别深刻”。

  去过孩子家,樊超群才明白,自行车对她其实没什么用,但他觉得,哪怕是放在孩子家里,让她每天都能看到,也值得。

  项目老师们带来的资源,还能从更大的意义上使学校或孩子们获益。

  2010年11月,中国教育行动公布了一个申请项目,一个国际基金会将提供不超过五千元的基金,在全球寻找可以资助的乡村女生成长项目。

  哨街学校成员决定要参加。这个偏远的乡村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男人外出到沿海地区或者越南、老挝做苦力,留下来的多是年迈的奶奶,生病的妈妈和女孩子。“要帮助她们改变命运”。

  大家一起讨论哨街女生的真实需要,每天都做头脑风暴。由于申请要求以个人为单位,哨街学校的肖璇和Phoebe各自提交了一份申请。评审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基金会将两个终选名额都给了哨街的肖璇和Phoebe。两份计划书最终合成一份,她们成功地让两笔基金都落户哨街。

  这个项目计划培养女孩子的生存能力,自由组队,每队发给20元启动金,自己想办法通过经营去每周一次的集市上赚钱。学生的创意超出了想象。有的队买了整个的西瓜,切成小块单块去卖。有的队买了一只鸡,把鸡毛拔干净再卖。两个小时的时间,最多一个组的女孩赚了八十多块钱。

  肖璇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项目知道,成功来自许多方面,“不走出大山,也可以做个快乐的主妇,养猪养得好,种茶种得棒,都是成功。”

  “我现在最喜欢鲁迅的两句话,”肖璇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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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来自湖北省内外的4000名“资教生”将结束岗位培训,奔赴湖北各地从事基层教育工作。“资教生”是指参与湖北省“农村教育资助行动计划”的本科毕业生。图/ 新华   2009年7月,来自湖北省内外的4000名“资教生”将结束岗位培训,奔赴湖北各地从事基层教育工作。“资教生”是指参与湖北省“农村教育资助行动计划”的本科毕业生。图/ 新华


樊超群在学生的自习课上。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樊超群在学生的自习课上。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热诚的支教群体

  刚毕业的大学生、退休老教师、企业高管,以及NGO组织和各路基金会,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援中国最偏远地区教育,并给了自己另外一个身份:支教老师

  本刊记者/庞清辉

  “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支教,因为那里是地狱!如果你爱他,也送他去支教,因为那里是天堂!”去云南支教之前,许林遭受了很多的质疑和反对,就好像自己一脚要踏进地狱;然而在云南永安乡支教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是到了天堂。“支教,谁支谁知道。”

  事实上,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刚退休的老教师,到NGO、基金会,许多组织和个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去到中国最偏远的地区,赋予自己另外一个身份:支教老师。

  尽管对于“支教”这种形式有各种议论和褒贬,但始终有这样一批人,执著地依靠自身的努力,进行着弥补城乡教育差距的微薄努力。

  总经理变身小学老师

  44岁的许林是某知名跨国上市公司总经理。2011年,他参加了很多个葬礼,都是和他一样40多岁的优秀企业高管。这对许林的触动非常大。他问自己,如果只剩下5年生命,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答案是:去支教。

  许林从来没给学生上过课,小时候的理想也不是老师,但他在国内外媒体上看到过很多对中国农村教育的报道,这些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基础教育很需要外界的关注和扶持,为此他也一直很关注支教老师这个群体。

  许林很快就制订了计划,并只身一人去云南先期考察,从上海飞到丽江,再从丽江坐7个小时的大巴前往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永宁离泸沽湖景区只有20多分钟车程,但当地的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很好开发,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元,是个国家级贫困县。

  许林要去的是在3000多米高山上的刘家村小学,山上没电、没手机信号,连盘山公路都没有,能上山的只有人和马。足足走了4个小时山路,许林眼前的村小学让他的眼眶有点湿,木头搭建的校舍陈旧不堪,屋顶的瓦片、室内的课桌椅、学生的衣服甚至是午餐都来自于一家助学机构的资助。村小只有一名老师,要为全校30多个学生教授全部科目。

  像刘家村这样的小学,在永宁乡一共有5所。“这里教师缺口非常大,只能靠编制外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地去接力。”许林决定接下这一棒。

  可惜,刘家村小学已经被别的支教老师“占领”了,许林就和永宁乡另一所小学达成协议,从2012年第一学期起去担任英语和计算机老师,支教一年。

  2012年春节假日后,许林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他在这家跨国上市公司任职了十几年,一步步升为年薪百万的总经理。公司至今都没批准他的辞职报告,甚至提出了由公司出钱聘请两名支教老师,代替他去永宁乡支教的建议。“我是去教书的,不是去感动自己的。”许林拒绝了。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都关注着农村教育,体验式的支教志愿者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有去支教两三个月的,也有去体验两三个礼拜的。许林认为很多人体验短期支教,或许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完整,或许是为了感动自己。“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这些学生的英语成绩从16分教到60分。”

  许林买了很多教参,最近常常在想怎么做一个好老师。“我还要跟每个孩子的家长沟通,不可能每个老师都是天使,我已经做好当‘魔鬼’的准备了。”

  “狂热”的退休教师队伍

  刚一退休,60多岁的金洪滨,一名广西南宁市天桃实验中学的退休政治教师,就跑到广西的贫困山村教学第一线,“重新再上岗”。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中学,和108班的学生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女生问他:“老师,您觉得饭菜好吃吗?”金洪滨愣了一下,三块钱一份的学生饭菜确实不能让人恭维,也谈不上好吃。迟疑了一下,他反问:“你觉得好吃吗?”女生说:“好吃。比在家里的好,家里只有青菜,这里有肉。”这个女生满足的回答让金洪滨心里一颤。

  还有一个令金洪滨心酸的故事。甲篆中学有一个学生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巴马县高中,但因为家庭贫困无法升学。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他决定外出打工。离开故乡前,他把妹妹黄玉柳送到自己的母校,希望自己的高中大学梦通过妹妹实现。

  放学时,金洪滨与黄玉柳聊天,问到:如果考上高中,你父母让你继续读书吗?黄玉柳摇摇头哭了。三年勤奋刻苦地学习,仍不能实现哥哥和自己的高中大学梦。

  回想起这些最初的经历,金洪滨说,“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我还没老得拿不起粉笔呢,教室里有我太多牵挂了。”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常青义教”的一员,他和100余名退休老教师一起,共同辅助广西乡村学校改善其落后的师资条件。

  “常青义教”项目的创始人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汤敏博士。2009年,汤敏参加南宁师范学校的同学聚会,他看到同龄的200名同学中不少已届退休年龄,他们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却赋闲在家。汤敏遂提议是否可以到贫困地区帮助那些教育落后的学校和孩子们。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热烈响应。城市的退休教师对于城市社区来说是一种闲置资源,对于农村儿童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汤敏说,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退休,因而,“志愿者不会少,少的是操作平台”。

  一次聚会聊天“一不小心”便开创了全国的一个第一。那就是以民间公益组织为平台,以城市优质退休教师为主角,以培训山区学校师资为主要手段的全新支教模式。

  2010年3月,“常青义教”项目正式启动。首批志愿者是57人,一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03人。他们当中最大年龄67岁,最小年龄也有50多岁,平均年龄60岁。报名的老教师基本上是南宁市区各中学的退休高级教师,有的还是特级教师。不少其他行业退休人员表示愿意成为支教一员,但“常青义教”的标准很严:不是教师,我们不接收。

  项目的首个支教点,选在了国家级贫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甲篆中学。山区的情况,远比大家想象得严重。虽然经过政府的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的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校园文化和师资却非常薄弱。比如,一些学校历史、地理等副科都没有专职教师,基本由一个老师身兼几个班的课程;学生上课打瞌睡;还有的逃课上网打游戏;教师上课照本宣科。种种现象让金洪滨这些退休老教师着急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洪滨们并不直接面对学生授课,而是主要帮助学校提升管理水平和教师的教学能力,从准备讲义、讲课示范、课后研讨、授课评估等,城里的退休老教师们都一一进行示范。

  像金洪滨一样两鬓斑白的退休教师经常整齐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青年教师讲课,课后进行小组评估,帮助改进教学。

  一年的时间内,金洪滨和妻子陈宁先后10余次到甲篆中学,共计106天。同他们一起的还有60余名南宁市优秀的退休教师,他们每次在甲篆初中进行3周到1个月的支教活动。

  甲篆中学的570名学生也因为这些退休老教师们,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上身挺直,收腹,下颌微收,两下肢并拢?”支教老师王正立让学生们第一次懂得,正确的坐姿应是:胸部离桌沿10厘米,眼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离笔尖1寸。

  甲篆乡中小学从未接触过眼保健操,学生们连视力表都不认识。支教老教师陈宁心急了:“不行,这样下去孩子们都近视了怎么办?”2010年11月,陈宁对全校12个班近600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之后拿着统计表找到校长韦创举:“校长,全校学生20%近视了,其中高度近视的占5%,要想办法才行。”

  学校为此更换了灯管。陈宁又用一周的时间,给全校每个班的眼保健操员进行了培训,然后带领全校的学生反复学习了4次眼保健操。之后,甲篆中学的孩子们就过上了每天上下午做两次眼保健操的学习生活,这不仅在甲篆中学是第一次,在巴马15所乡级中学里也是第一个。

  金洪滨这群老教师是一支快乐而近乎“狂热”的队伍。问起老师们如何来到偏远山区的,几乎都是一个答案:从同学或朋友那听说后参加的。除了自己来支教,大家经常回到城市“拉人”。每次听到有朋友或者原来的同事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了,他们就会打电话过去,“一起去支教吧!”

  汤敏也逢人就说,“还记得南宁退休教师到贫困地区支教项目吗?现在我们正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开研修班,太原、呼和浩特、丽江、重庆、桂林、南宁、武汉、滦平等地的退休教师都准备开展常青义教呢。”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城里老师下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如能以常青义教模式来推动各行各业的热心退休人员下乡,可能会探索出一条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路来。”

  企业:从捐校,到捐人

  王燕也是把自己直接“捐”到贫困山区学校的。但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的客户,一名银行中层管理人员,她是被中国平安“安排”去支教的。

  从1994年起,中国平安就开始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建设“平安希望小学”,然而随着支援乡村教育的进程,他们也感受到,相比于校舍、教室和教具等“硬件”,乡村更缺少的是师资等“软件”。于是,从2010年起,中国平安开始向以前资助建立的平安希望小学“直接捐人”,优先被考虑“捐献”的,是中国平安的客户。志愿者的支教地点安排本着与居住地就近的原则,尽量安排在志愿者所在地或邻近省内支教地点。

  王燕家在安徽,她就选择了安徽的平安希望小学。2011年10月,与4位支教伙伴在颠簸了大半天后,王燕来到了绩溪县长安镇地界。长安镇中学土质的操场和操场上仅存的一张乒乓球桌,让她立刻就感受到了这所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异。

  刚进学校,一个老师的话感动了王燕。“我希望你们给孩子们多带些快乐!”她告诉王燕,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得不对孩子们严格甚至于严厉,但是,她也希望孩子们能在学校感受到快乐。

  王燕将第一节支教课设计为破冰课,希望通过孩子们的自我介绍、相互介绍或表演小节目等方式,尽快熟悉班上的同学。在课上,每位孩子都认真地完成了作业,端端正正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年龄、爱好、特点等信息。但是,王燕发现孩子们不喜欢上台表演,连找个愿意带头的,都不容易。

  计算机课,王燕没有先进行演示,而是让孩子们自己试着操作,但有些孩子却坐在电脑前面,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一问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更低一级的教育点转学过来的,此前从没接触过电脑。王燕决定教孩子们从简单入手,先让他们自己试着打出当周课程表,但很快,她又发现,这些孩子只会用电脑打字和玩游戏,这又引起了她的担心。

  放学后,王燕步行去六年级学生黄志康的家里家访。一路上,孩子们很兴奋,一个劲儿地跟王燕聊天,告诉她自己家里种什么,爸妈干什么。

  支教只有一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企业支教的一个短板,很少有人能在当地的学校支教较长时间。

  离开时,王燕和每一位同学合影,把自己对于孩子们的期望强调了一遍又一遍。一辆载着班上5名男孩子的三轮车绕着她转了好几圈,才依依不舍地远去。

  “我们只是短期支教老师,也很业余,但是很用心。”王燕说,未来她会继续关注这所学校,“为孩子们的未来,更加努力的工作和生活,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身边的朋友,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每一个孩子,有一个想要的未来!” ★

  国外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举措

  印度

  政府规定:6-14岁的儿童必须就近入学,学校与家庭住所的距离在初小阶段保持在步行1公里以内,在高小阶段保持在步行3公里以内。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各种发展计制和项目,保证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权利,扩大教育覆盖面,减少因出身带来的教育不公等问题。

  韩国

  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平准化教育”政策,撤销一批名门学校,推进学校办学条件均衡化。之后,政府又发起了“新村运动”,一个重要主题是农民教育,农村各级学校被赋予农村区域社会文化中心、物质资源活用及体育中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所得的事业中心三大职能,学校为此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包括地区社会开发教育、意识革新教育、经营革新教育、市民教养教育等,借助农民素质的提升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间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差距。

  总体上看,“新村教育”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推动了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形成。

  日本

  日本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满足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师工资只有级别差,没有校际差和城乡差;日本的教师定期流动制最为成熟,对教师的流动对象、流动频率、实施程序、政策支持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以此促进城乡间、校际间师资力量的均衡。

  美国

  为了扶持薄弱学校,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联邦教育经费拨出专款用于“补偿教育计划”,其中40亿美元用于奖励先进学校和扶持薄弱学校。美国2001年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案,明确要求各州建立起针对薄弱学校的扶助和改进机制;为补充农村教师队伍,联邦政府还拨专款实施“转行当教师计划”,资助地方招募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刘泽彭。 图/CFP 全国政协委员刘泽彭。 图/CFP


  政府应有更大作为

  ——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泽彭

  公务员支教、志愿者支教,都是解决城乡教育不公平的小支流,政府对此应有更大作为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刘泽彭曾在2010年两会上提案,建议所有新任公务员先到西部支教一年,以解决中国农村基础教育在发展水平、 办学条件、 经费投入、 师资队伍、 教育质量等方面与城市基础教育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状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全国教育最薄弱的一部分,”他说,“但也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关键。”

  刘泽彭呼吁政府正视这个问题。“讲师团、公务员支教、志愿者支教,都是解决城乡教育不公平的小支流,政府对此应有更大作为。”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你曾提案建议新任公务员先到西部支教一年,为什么会提这个提案?

  刘泽彭:这个提案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解决西部部分地区的师资问题;第二是可以让公务员了解老百姓是怎么活的,大学生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光靠下基层调研是没办法真正体会基层情况的。踏踏实实支教一年对改善和提高公务员的素质会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年会不会很容易变成空话?怎么样能不流于形式?

  刘泽彭:要考核。如果一年支教表现不好,回来组织可以不要你。我觉得应该行得通,但是要逐步去做。我写的提案中还有一句话,就是先搞试点,逐步推开。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会关注到西部地区的师资问题?

  刘泽彭:我经常到边远地区去,建过希望小学,资助过大学生,也想过办非营利性学校,把边远山区的孩子带出来培养。在西部缺乏合格教师的乡村学校比比皆是。我认为西部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要治本就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希望小学盖了一遍又一遍,社会各界也花了很多钱,却没有太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很少有人愿意到贫困地区去任教师。农村教师是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那些边远山区了解到的师资情况是什么样的?

  刘泽彭:他们缺少教师的现状并没有改变,很多学校要从农民中聘请老师。据我了解,西部落后地区小学老师有本科学历的不到5%。如果我们对贫困地区的师资队伍实况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一定会让很多人吃惊。

  表面上看,这些学校校舍整齐明亮,当地官员自豪地向外人展示希望工程的政绩,但是很多学校只能聘用初中学历的老师,老师们超负荷工作,一些学生到三年级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去台湾南投县,看到最好的建筑都是小学校,小学老师的工资比较高,而且不用交税。当地老师跟我讲,台湾很多优秀的学生愿意考师范,工作稳定收入又高,不像我们现在是逼着人去考师范。

  落后地区存在师资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但政府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要采取措施来改变它,哪怕一年改变1%,不能三十年了还在这转悠。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城乡不均衡的师资和教育状况,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刘泽彭:人口平均素质比较低,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短板,它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陈独秀曾经把中国的教育改革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日本时都观察到,中日差距,说到底就是教育的差距。

  我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那时我们班有不少农村学生。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扫盲,之前文盲率超过90%,现在则大大下降,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等,但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教育的城乡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阶层之间的流动应该有通道,如果流动不畅,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就会失去后续发展动力。因为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动力是人,惠及的也是人。

  中国新闻周刊:推进教育公平,您觉得国家政策方面应该怎样动起来?

  刘泽彭:要多渠道。要把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优先位置,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尽快培养一大批教学水平高、有志于农村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逐步把教师工资、公用经费等支出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让农村孩子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落后地区教师的待遇,一定要舍得拿这个钱,但提高待遇不是简单一句话,不能再搞大锅饭,要建立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考核体系,重点应该放在整个师资的教育和培养系统上,同时想办法在边远地区吸引和留住优秀老师。

  现在有许多民间组织和企业也在为减少这种差距做出努力,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体系,但不可能指望他们解决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公务员支教、志愿者支教,都是解决问题的支流,政府才是个大河。只有政府正视和重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慢慢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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